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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                  追忆烽火岁月珍惜和平生活

编者按:5月9日,全世界的目光注视着莫斯科红场。在《莫斯科保卫者》、《神圣的战争》的激昂的旋律中,老兵方阵一个接一个驶过列宁墓,胸前的勋章和奖章、脸上的皱纹和沧桑,把爱国主义情愫洒向整个莫斯科。中日战场作为亚洲主战场,中国军民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2/3以上的总兵力,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巨大代价,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,本报特刊发一组纪念文章,希望大家勿忘历史,珍惜和平。需要说明的是,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回忆文章都是学院离退休老干部写的,颇有教育意义,但由于版面有限,我们只能扼要摘登,敬请谅解。回忆苦难岁月

□林培山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,我的家乡山西五塞县城和几个重镇被日寇占领。当时我只有14岁,在村里上小学,对于敌人残害人民群众的法西斯暴行,至今记忆犹新,历历在目。日伪军在距我们村十多里的孙家梁,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。一次日伪军从据点里出来抢劫,走到该村附近时,抓住一个老百姓,问村里有没有八路,那人说没有。当鬼子进村后,遭到了武工队的袭击。于是敌人怀恨在心,蓄意报复。不久,日伪军夜间包围了孙家梁,天亮后把被包围在村里的群众,不论男女,不分老少,都强行集中到一个大院内,用机枪扫射,用手榴弹炸,顷刻间尸体成堆,血流成河,一个二、三十户人家的村庄,除少数人藏到地窖或草堆里而幸免于难外,全部被杀光。县政府为了使我们不失学,把小学办成了“游击”学校,一年多的时间,在近百里之内搬了三次,有时还得离开村庄到深沟里躲藏。1944年8月,我考入了设立在保德县康家滩的晋绥边区第二中学,刚入校不久,日军又开始了所谓“秋季大扫荡”,边区政府命令像学校这类非战斗单位,迅速迁到黄河以西。为安全迁移,我们争分夺秒,连夜行军,终于抢在日军前面,顺利渡过黄河。日伪军对解放区的残酷“扫荡”,并没有使解放区的人民屈服,反倒更激发了人民对日寇的无比愤恨,更积极地支持和配合八路军、游击队、武工队,对敌展开轰轰烈烈的反“扫荡”斗争。1945年8月,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消息传到学校,整个学校的师生沸腾了,无不欢欣鼓舞,采取各种形式,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!

士敏县第一高级小学回忆

□李思源1942至1945年,我就读于士敏县第一高级小学。士敏县是以著名的抗日将领武士敏的名字命名的。士敏一高隶属抗日政府领导。在当时,采取旧式结拜异姓兄弟的方式,成为了争取群众、扩大进步力量的一种掩护。我曾和15位同学交换过“金兰谱”。后来才知道,凡交换“金兰谱”的同学几乎全都参加了共产党。学校每年有3次假期,除寒暑假外,另一次是配合春耕的春假。这样我就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。母亲和弟弟比村里其他人更苦。村里村外的树皮已被剥光,我们就吃花生皮、棉花籽和蚕砂,可以说在死亡线上挣扎。一次语文课,老师布置作文,题目是“我的家庭”。刚写了一半我就失声痛哭,因为我的母亲和弟弟正在挨饿,生命垂危。我的启蒙老师赵道源就抓住这件事,给我讲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原因,如何起来与地主官僚作斗争,以及为什么要革命,共产党是干什么的等等问题,对我进行教育。接着,赵老师又同校长赵资琛同志背着粮食徒步到我家,看望我的母亲和弟弟,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,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。……斗转星移,人事沧桑。历史车轮已驶入21世纪。离开士敏一高整整60年了。流淌在头脑中的记忆逐渐远去,但士敏一高的学习生活却令我难以忘怀,现在回忆起来仍心潮起伏,倍感亲切。是士敏一高培养了我,是士敏一高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,士敏一高成为我人生的起点。我衷心感谢我的母校,感谢士敏一高所有老师对我的关爱和教育。

在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中成长

□王杰1942年,冀中的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,是侵华日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一次空前残酷的“合围清剿”,我亲历的那一桩桩、一幕幕,至今记忆犹新。当时我只有16岁,在博野县杜家庄上高小,一天回到家后(南堤圈村),村里传来了敌人要开始大“扫荡”的消息,家家户户都在紧张地掩藏粮食和衣物。到了晚上,村民们为防止被敌人包围,就离开家在村外找有草垛和有秫秸的地方,一家一户睡在一起,找不到草垛和秫秸,就找靠近土坡和背风的地方挤在一起睡……早在上小学时,我就是儿童团长,虽然只有13岁,但站岗、观察敌情还是很认真、很尽职的,区干部都很信任我。敌人夜间来偷袭,就在家隐蔽不动,一旦被搜,就悄悄地进入苇塘深处隐蔽,也可转入洼地逃出;敌人白天进行“合围”、“清剿”,就进入地道。经过几次“清剿”,都躲避了过去。我村地道干道可通向村外土坡隐蔽处,有隐蔽出口。村内村民家有很多处隐蔽出口。这样,敌人进村“围剿”,我们就带领民兵钻地道,帮助其他人逃出去。在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中,地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确实是冀中军民的伟大创举。在挖地道和坚持隐蔽斗争中,我成了一名基干民兵,并于1943年2月,还不到入党年龄,就提前由宋克、王风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了共产党。经过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的洗礼,激发了我早日参加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。1944年上半年我进入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第二大队(即原冀中干部教导团)学习。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,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铁的史证,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。冀中人民在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中经受了巨大的磨难和考验,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抗日战争不朽的丰碑。

我经历的抗日岁月

□刘玉英我家在冀中平原的定县,芦沟桥事变之后,侵华日军很快占领了冀中的许多城镇,我们县城也被占领。敌人在冀中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到处建炮楼、修据点,采取“铁壁合围”、“张网捕鱼”等残酷手段,实施“三光政策”。由于鬼子的“扫荡”,学校也无法正常上课。虽然学校教室里两头都有地道口,大孩子可以顺利地进去,小孩子就不好办了。为了使所有孩子都能正常学习,后来就把小孩子按居住的片分成小组,每组选出一个学习比较好的学生,先到老师处听课,然后再回来教其他同学。实行这种“小先生”的学习办法,可以起一些补救的作用,但是,就这样也不能正常学习。鬼子三天一小“扫荡”,五天一大“扫荡”,经常是鬼子来了就得赶快往庄稼地里跑或钻地道,严重地影响了学业。敌人在“扫荡”中还大肆抓劳工,很多青壮年被抓了去。我有一个叔伯姑夫,结婚没多长时间,就被抓走了,至今下落不明……我母亲当时是我们村的妇救会主任,常在晚上带领妇女去破坏公路、铁道,也给我们小孩分配送信、站岗、放哨等任务。有一次我娘让我和我侄女到北齐村小学,给一个姓赵的老师送一封信,娘把信装在我裤子口袋里,叮嘱千万不能丢了。我们刚走到北齐村,发现村里有鬼子,往别处走已经来不及了。两个鬼子过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,我们说是到姥姥家去,敌人要搜我们,我俩就使劲哭,敌人才把我们放了。到学校后没有找到那位老师,等敌人走后,又把信带回来交给了我娘。几十年过去了,我所经历过的抗日岁月,至今令我难忘。

三三小学回忆

□万铸我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就是在抗日战争轰鸣声中度过的,记忆最深刻的是我的家乡和亲属所遭受的劫难。……我的家乡名叫南漳县,在湖北省西北部的平原尽头、高山脚下。最令人痛惜的是我们的一所全新的“三三小学”的全部校舍在1945年4月被日本鬼子焚毁。此刻正是我距高小毕业前的三个月,也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的四个月。我们对三三小学感情很深,在该校学习或任教的后来在北京工作的就有14人。为什么对三三小学情感深笃?因为家住深山,深知上学不易。穷乡僻壤只有私塾,没有正规的小学教育;山坡田地贫瘠产量低,请不起有水平的先生授课;尤其是年年遭战难,城里亲戚躲避战难来了要住房,哪还有空房办学?所以12岁以前我都是读四书五经,12岁始入三三小学接受正规教育。这是我一生接受现代文化教育的起点,后来离开了故乡到400多里外豫西邓县入自忠中学读书,半工半读支持学业,毕业后从商丘到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……在三三小学读书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